火灾过后第三天，夏茨曼先生将我从梦中叫醒，告诉我一件事：他和夏茨曼太太已经找到了一条完美的解决之道（没错，他用的正是“完美”这个词。照他的德国口音，则是“凡……美”。而就在那一刻，我才体会到那些极尽盛赞之辞是多么可怕）。夏茨曼夫妇会带我去儿童援助协会，那里的工作人员是些友好的社工，他们会照顾好孩子们，让孩子穿暖吃饱。

“我不能去。”我说，“等到妈妈出院的时候，她会需要我的。”我知道，爸爸和弟弟们都死了。我看到他们在走廊上，身上盖着床单。但妈妈被放在一张担架上带走了，我还看到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抱着梅茜走下了过道，小宝宝扭着身子，嘴里呜咽着。

他摇摇头。“她不会回来了。”

“可是梅茜，那……”

“你妹妹玛格丽特，她没能活下来。”他说着别过脸去。

父母、两个兄弟，再加一个与我形影不离的妹妹——我所失去的一切无以言表。即使我能找到字眼来形容我的感受，我也无人可以倾诉。在这个新大陆上，我的所有亲友，要么已经死去，要么杳然无踪。

火灾那一夜，也就是夏茨曼夫妇收留我的那一夜，我听到夏茨曼太太在她的卧室里质问丈夫，问他准备如何处置我。“真是凭空倒了霉。”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仿佛她跟我在同一间屋里。“那些爱尔兰人！那么小的房子，偏偏养那么多孩子。这么长时间才出事，已经算得上怪事一桩了。”

透过墙壁偷听时，我的心仿佛被活生生刺了一个洞。“真是凭空倒了霉。”不久前，爸爸还刚刚从酒吧下班回家，跟往常一样换了衣服，每脱一件就甩掉一重恶臭。为了赚钱养家，妈妈补了一堆衣裳。多米尼克削了土豆皮。詹姆斯在屋角玩。我跟梅茜一起在纸上写字母，我教她认字，她那暖融融、沉甸甸的小身子坐在我的怀中，黏糊糊的手指搁在我的发间。

我千方百计想要忘记那场惨祸。也有可能，“忘记”这个字眼并不恰当。我怎么能“忘记”呢？但如果无法咽下满腔绝望，我又怎么能迈步向前，哪怕区区一步？闭上眼睛，我便听见梅茜的哭声和妈妈的惨叫，闻见刺鼻的烟雾，感觉热浪舔舐着我的皮肤，于是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夏茨曼夫妇家客厅的草垫子上坐起身，浑身冷汗淋漓。

我的外祖父母已经过世，舅舅们则在欧洲，一个紧跟着一个参了军，我压根儿不知道上哪里去找他们。但我猛然想起来（也告诉了夏茨曼先生），说不定可以试试联系远在爱尔兰的祖母和姑姑，虽然我们一家到美国后还没有跟她们联络过。我从来没有见过祖母的来信，也没有见过父亲给她们写信。我们一家在纽约的日子过得凄凄惨惨又风雨飘摇，我疑心爸爸在家信里实在没什么可写。除了我们的村名和父亲的姓氏，我再也不知道其他线索。不过，也许这点线索已经足够了。

可惜，夏茨曼先生皱起眉，摇了摇头。就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孤独。在大西洋的这一头，没有一个成年人有理由理睬我，没有人会领我上船，给我付旅费。我是社会的包袱，谁也没义务管我。

“你——那个爱尔兰姑娘，到这儿来。”一个身材单薄、闷闷不乐的女舍监头戴着白帽，勾了勾瘦巴巴的手指。一定是因为夏茨曼先生几个星期前将我带到儿童援助协会时填写了资料，她才知道我是爱尔兰人。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口浓浓的乡音。“嗯……”等到我站到她面前时，她噘起了嘴唇，“红头发啊。”

“真惨哪。”她身旁丰满的女人说道，随后叹了口气。“还有这么多雀斑。她这个年纪，本来就不好找人家。”

瘦削的女舍监舔舔拇指，把我的头发从脸上拨开。“听着，你可不想把人家吓跑，对吧？你得把头发扎起来。如果你又齐整又有礼貌，人家可能还会考虑考虑。”

她把我的袖口纽扣系好。当她弯腰给我的黑皮鞋重新系鞋带时，她的白帽发出了一股霉味。“你看上去一定要有模有样，像个让女主人乐意招进家门的小姑娘。要干净，会讲话，但又不能太……”她说着瞄了瞄身旁的女人。

“不能太什么？”我问道。

“有些女人可不喜欢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清秀小姑娘。”她说，“倒不是说你长得多么……但说不好啊。”她指着我的项链问道，“那是什么？”

我伸出手，摸了摸那个白镴克拉达式样10的凯尔特小十字架，用手指轻抚着心形深陷的轮廓——从六岁起，我就开始戴这个十字架了。“一个爱尔兰十字架。”

“纪念品不许带上火车。”

我的心跳得那么猛，我相信她能听到：“这是我祖母的。”

两个女人瞄了瞄十字架，我看得出她们正在犹豫，衡量着怎么办才好。

“她是在爱尔兰给我的，在我们起程来美国之前。这是……这是我身边仅剩的一件旧物。”这话不假，但另一点也不假：我说那些话，是因为我觉得它能打动她们的心。那番话确实奏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