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在哪儿睡？”天色黑了下来，我问格罗特先生。
格罗特先生望着我，双手叉着腰，仿佛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指指门廊。“那边有间卧室，”他说，“如果你不想和别人一起睡的话，也可以在这张沙发上睡。我们没那么多臭讲究，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就常在沙发上打盹。”
卧室地板上摆着三张没铺床单的旧床垫，不过是区区一层单薄的弹簧。梅布尔、小杰拉德和哈罗德在上面爬来爬去，争抢一条破毛毯和三床旧被子。我不想在这儿睡，但总比跟格罗特先生一起睡沙发强。半夜里，总有一两个孩子蜷进我的臂弯或贴紧我的后背，他们闻上去有股泥土味和酸味，仿佛野生动物。
绝望笼罩着这个家。格罗特太太根本不想要这么多孩子，她和格罗特先生也从未用心照顾过他们。她一天到晚蒙头大睡，孩子们就在床上来来去去。那间屋子敞开的窗户上钉了张牛皮纸，把房间遮得暗无天日，活像地底洞穴。孩子们一心渴求温暖，纷纷钻到她身旁。有时她任由他们黏着她，有时却把他们赶下床。每当被妈妈赶下床，孩子们的哀号就好似针一般刺进我的耳朵。
房间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也没有管道。格罗特一家用的是煤气灯和蜡烛。后院有个水泵和厕所，门廊上堆满了木垛。壁炉里烧着潮湿的木头，只能微微冒点热气，却害得整间屋烟雾缭绕。
格罗特太太几乎没有正眼看过我。她会把某个孩子打发出来吃东西，不然就叫我去给她冲杯咖啡。她让我心里很紧张。我一一遵照她的吩咐，尽量离她远些。孩子们则问东问西，努力接纳我。只有两岁的小杰拉德跟大家不一样，他立刻和我亲近起来，小狗般跟着我。
我问格罗特先生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说他在城里见到一张传单，上面写的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寻去处。威尔玛不肯起床，他根本束手无策。
我有种被人抛弃、被人遗忘的感觉，仿佛遭遇了比过去更加悲惨的厄运。
格罗特先生说，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会再去找工作。他打算靠天吃饭。他在林间出生长大，他只熟悉这种生活。或者换句话说，只愿意熟悉这种生活。这栋房子是他亲手盖的，他的目标就是完全自给自足，他说。他后院养着一头老山羊、一头骡子和几只鸡。他可以上山打猎，去树林里摘果子，种点粮食，再加上鸡蛋和山羊奶，足够养活一家人了。实在不行的话，他还可以把东西拿到镇上去卖。
格罗特先生每天要奔走好几英里，因此身材精悍而瘦削。活像个印第安人，他说。他有辆车，不过早就坏了，锈迹斑斑的，扔在屋后。由于没钱修车，他不管去哪里都走路，有时也会骑那头老骡子。据格罗特先生说，一辆开往屠宰场的卡车几个月前在路上抛了锚，结果那头老骡子瞎跑到这儿来了。格罗特先生的指甲缝里满是污垢，里面混着机油、泥土、动物的血迹，还有些说不上来的玩意儿。那污垢嵌得太深，洗都洗不掉。自始至终，除了那条工装裤，我从没见过他穿其他的长裤。
格罗特先生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规定。说实话，他压根儿就不相信政府。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上过学，也看不出上学有什么用。但他会送我去上学，免得政府来烦他。
星期一，也就是我来到这里的第三天，在一片夜色之中，格罗特先生猛晃我的肩膀把我叫醒，好让我收拾收拾去上学。屋里冷得很，我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雾。我穿上新裙子，在上面套了两件毛衣，戴上范妮送我的连指手套，又穿上从纽约带来的厚长筒袜和笨重的黑鞋。
我跑到水泵旁，用罐子装了些冷水，进屋放在炉子上加热，把热水倒进一个锡盆，拿了块破布擦了擦脸、脖子、指甲。厨房里有块旧镜子，上面满是黑斑和锈迹，破得几乎照不出人影。我用手拢拢没洗的头发，分成两股紧紧地扎成辫子，辫尾再扎上范妮送我的棉线。梳洗完毕后，我认真端详着镜中的自己。在没洗澡的情况下，收拾得再干净也只能这样了。镜中的我脸色苍白，神情严肃。
早餐我几乎没怎么吃，只吃了点羊奶做的野稻布丁，还有格罗特先生昨天采来的枫树糖浆。今天白天可以离开这间漆黑难闻的小屋了，我简直感觉松了一口气，不禁抱起哈罗德转圈圈，跟小杰拉德开玩笑，又把我的野稻布丁分给梅布尔吃——小姑娘才刚刚开始正视我的目光。格罗特先生拿着小刀在泥地上给我画了张地图：从车道出去，从你进来的地方左转，一直走到三岔路口，然后穿过那边的一座桥，一直向前走到乡村公路，大概半个小时吧。
他没有把午餐给我，我也没有要，只是偷偷地把昨天做晚饭时煮的两个鸡蛋塞进了外套口袋。索伦森先生给了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某位波斯特先生会开车送孩子们去上学。他会在早上八点半抵达那个拐角，下午四点半送我回来。现在是七点四十分，但我已经准备出发了：在街角等车总比误车强。
我蹦跳着跑过车道，急匆匆地上了路，在小桥上流连了片刻，俯视着水中倒映的天光。黑漆漆的水面上，天空的倒影仿若倾泻的水银。岩石周围泛起万千白色的浪花，树枝上寒冰闪耀，霜花在枯草上结成一张熠熠发光的网。常青树上覆盖着昨夜落下的小雪，就像一片圣诞树林。来到这里后第一次，我被它的美打动了。
车的踪影还没有见到，耳边先传来了隆隆的车声。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汽车在离我大约二十码的地方停了下来，我只好沿路跑回去上了车。一个头戴褐色帽子的圆脸男人探出头：“快上来，亲爱的，没时间磨磨蹭蹭啊。”
卡车后厢顶上盖着一张油布，我爬进车厢，里面放了两根平平的木板，权当座位。角落里有一堆马毯，四个小孩坐在那儿，用马毯裹住肩膀和双腿，帆布的反光给他们染上了一抹微黄。其中两个小孩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大。卡车一路颠簸着往前开，我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紧紧地抓住长凳，免得在遇到坑坑洼洼时一头栽到地上。途中，卡车又停了两次去接学生。车厢原本刚好容得下六个人，这下我们八个人紧巴巴地挤在了一起。尽管我们在长凳上挤得慌，但挤来挤去倒是挺暖和。没有人讲话。卡车向前开着，寒风从油布的缝隙里嗖嗖地往里钻。
驶出几英里后，随着刹车嘎吱尖叫，卡车转个弯开上一条陡峭的车道，然后慢慢停了下来。我们从车厢里跳下来，排好队向学校走去。校舍是一幢带有护墙板的小房子，门口挂着一个铃铛。一个年轻女子站在校舍门口，身穿浅蓝色的裙子，围着淡紫色的围巾。她有张美丽、生动的面孔，棕色的大眼睛，满面笑容，光亮的棕发用一条白色缎带扎成马尾。
“欢迎啊，孩子们，跟平时一样排队进来吧。”她的声音洪亮又清晰，“早上好，迈克尔……伯莎……达琳，”她叫着孩子们的名字，逐一跟他们打招呼。当我站到她面前的时候，她说：“嗯……我还没有见过你，但有人告诉我你要来上课。我是拉森小姐，你一定是……”
我们两人几乎同时开口，不过我说的是“妮芙”，她说的是“多萝西”。拉森小姐看见我的表情，说道：“是我弄错了吗？还是你有个小名？”
“不是的，夫人，只是……”我感觉脸颊发烫。
“怎么啦？”
“我以前叫妮芙，有时候我都忘了自己叫什么。在新家里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