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星期的美国历史课上，莫莉的班级正在学习瓦班纳基诸部落——由五个操阿尔贡金语32的印第安部落组成的联盟，其中包括居住在北大西洋海岸的佩诺布斯科特族。里德先生告诉全班学生，缅因州是全美国唯一一个要求学校必须教授美洲原住民文化和历史的联邦州。学生们已经读过原住民的故事，读过同时期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去巴尔港的印第安博物馆考察了一趟，现在则要就这一主题写一篇研究报告，报告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三分之一。
该报告的主题叫作“运输”。过去的瓦班纳基人在经由陆路从一个水域搬到另一个水域时，必须随身带上他们的独木舟和其他所有家当，因此他们不得不谨慎地做出取舍：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他们学会了轻装上阵。里德先生要求学生们找某人做次采访，母亲也好，父亲也好，祖父母也好，了解此人生命中那些不得不奔赴某段旅程的时刻，不管是一段字面意义上的旅程，还是一段心灵之旅。学生们必须将访谈用录音机录下来，进行所谓“口述历史”研究，向访问对象提问、根据录音记下回答，再按时间顺序记录成文。作业单上的问题包括：当时你选择带些什么和你一起上路？你扔掉了什么？哪些事物至关重要，你从中得到了哪些启示？
莫莉对这个项目有点兴趣，但她不想采访拉尔夫，更别提迪娜了。
杰克？他太年轻。
特瑞？她肯定不会答应。
社工洛丽？嗨，算了吧。
这么一来，只剩薇薇安了。莫莉已经陆续听说了薇薇安的一些事情：她是被人领养的，在中西部长大，从富裕的养父母手中继承了家族生意，又和她的丈夫一起把生意发展壮大。最后他们把生意转手卖出，赚了一大笔，足以到缅因州的一栋豪宅里养老。最重要的是，薇薇安的年纪真的非常非常大。也许，想在薇薇安的“旅途”中找到波澜起伏的故事不太容易，毕竟幸福安稳的生活哪来什么有趣的故事？但莫莉听说，有钱人也有烦恼。这就得靠她掘宝了，如果她能说服薇薇安接受采访的话。
莫莉自己的童年记忆支离破碎。她记得客厅里那台电视机似乎总是开着，拖车有股烟味、霉味和猫砂味道。她记得妈妈把窗帘拉上，躺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然后再去便利店工作。她记得妈妈不在家时，她到处找东西吃，冰凉的热狗也好，吐司也好，有时即便妈妈在家也是这样。她还记得拖车门口的积雪融化后成了一个大水坑，大得不得了，她不得不从拖车的最上面一级台阶往下跳过水坑，才不会被溅湿。当然，也有些幸福的回忆。比如和爸爸一起煎鸡蛋，用一把又大又黑的塑料铲把鸡蛋翻过来。“别太快了，莫莉·莫拉斯，”爸爸说，“慢慢来，不然鸡蛋会散。”复活节去圣安妮教堂的时候，他们会挑上一盆盛开的番红花，种在绿色塑料花盆里，裹上一面银色、一面亮黄的箔纸。每年复活节，她和妈妈都会在车道两边的篱笆旁种上番红花，用不了多久，一簇簇白色、紫色、粉色的花束便好似变魔术一样从四月光秃秃的地面破土而出。
她记得，在印第安岛学校念三年级的时候，她了解到“佩诺布斯科特”一词源于“Panawahpskek”一词，意思是部落河流的源头“岩石散布的地方”，也正是他们所住的地方。瓦班纳基的意思是“黎明之地”，因为瓦班纳基人所住的地方能见到美洲大陆的第一缕曙光。在后来成为缅因州的这片土地上，佩诺布斯科特人已经生活了一万一千年，追随着食物按季节迁徙。他们设陷阱猎捕驼鹿、驯鹿、水獭和海狸，用长矛叉起鱼类、蛤蜊和贻贝。正处瀑布上方的印第安岛成了他们的聚集地。
她还了解到一些已经融入美国英语中的印第安语，比如“moose”“pecan”和“squash”，还有佩诺布斯科特人的问候语“kwai kwai”和感谢用语“woliwoni”。她了解到，他们并非生活在帐篷里，而是生活在茅屋里，会用一棵白桦树的树皮制成独木舟，取树皮时整片一起剥下，以免那棵白桦树死掉。她了解到，佩诺布斯科特人现在还在用生长在缅因州湿地里的桦树皮、白菖蒲和深色白蜡木做篮子，老师甚至指导莫莉亲手做了一个小篮子。
她还了解到，她的名字“莫莉·莫拉斯”是跟着一位著名的佩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取的。这位“莫莉·莫拉斯”在美国宣布独立之前就已出生，在印第安岛上来来去去，一直活到了九十多岁。传说她拥有“m’teoulin”（一种印第安魔法），也就是神灵为造福众生而赋予少数人的力量。爸爸告诉莫莉，拥有神力的人能够解梦，能够救死扶伤，能为猎人指出猎物的方向，能够驱使幽灵御敌。
但直到今年，莫莉才在里德先生的课上学到：1600年，生活在东海岸的瓦班纳基人足有三万多，到了1620年，其中百分之九十已经丧命，几乎全部死于跟移民们打交道：移民们带来了异国疾病、酒精，耗尽了资源，为了争夺领土跟部落展开战争。她刚刚了解到，印第安女人比白种女人享有更多权利与权威，这在那些印第安囚俘故事里有详细描述。相比在同一片土地上耕作的欧洲人，印第安人的技能更高，收成也更多。不，他们并不“原始”；他们的社会网络高度发达。尽管他们被称为野蛮人，但就连著名将军菲利普·谢里登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夺走了他们的故土，夺走了他们的谋生之道，他们正是因此而战，也为此而战。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
莫莉一直以为印第安人打的是游击战，剥人头皮，掠人财物，现在才知道：他们曾经尝试与移民们协商，身穿欧式西服、带着善意对国会陈词，可惜遭到的是一次次欺骗与背叛。这让莫莉怒火中烧。
里德先生的教室里有张“莫莉·莫拉斯”像，摄于其即将去世之时。相中人笔直地坐着，戴着高耸的串珠头饰，脖子上围着两枚大大的银饰针，黑黑的脸上布满皱纹，表情十分凌厉。一天放学后，莫莉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盯着那张脸望了很久，寻找着一些问题的答案，虽然她并不知道这些问题该如何问起。
八岁生日那天晚上，妈妈从便利店带回了冰激凌三明治和“Sara Lee”蛋糕。在吹熄一根根粉色条纹小蜡烛时，莫莉紧闭着眼睛，满心期盼地许下了愿望（她记得，当时自己许愿得到一辆粉色自行车，扎着白色和粉色的饰带。对街的女孩前几个月过生日就收到了这么一辆自行车）。吃完蛋糕，许完愿，莫莉坐在沙发上等爸爸回家，妈妈则在一旁来回踱步，不停地重拨爸爸的电话，一边低声嘀咕：“你怎么会忘了独生女儿的生日？”可是爸爸始终没有接电话。过了一会儿，她们只好拉倒，上床睡觉去了。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有人拍拍莫莉的肩膀，把她从梦中叫醒。爸爸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椅子摇摇摆摆，他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嘴里轻声说：“嘿，莫莉·莫拉斯，你醒了吗？”
她睁开眼睛，眨了眨。
“醒了吗？”他又问了一声，伸手把从跳蚤市场买回来的公主台灯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