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上午十点钟，我已经在店里待了一个小时。跟往常一样，我先在里屋对好账目，接着逐一走下每条过道，确保货架整洁，打折商品也没有摆错。商店后方的过道里有一小堆摆成金字塔形的杰根斯面霜没有放好，倒进了一堆象牙香皂里，正当我重新摆放这堆面霜时，我听见尼尔森先生说：“请问有什么事吗？”他的声音古怪而生硬。

接着他尖声叫道：“维奥拉。”

我手上没有停，一颗心却猛跳起来。尼尔森先生很少直呼妻子的名字。我继续把面霜搭成金字塔形：最下面一排摆五罐面霜，接着摆四罐，三罐，两罐，最顶端放一罐。我把剩下的面霜放在展台后面的架子上，又把被撞下来的象牙香皂换成了新的。收拾完以后，我站在走廊里，等待着。有人在低声说话。过了一会儿，尼尔森太太叫道：“薇薇安？你在吗？”

收银台旁边站着一个身穿蓝色制服、头戴黑檐帽的西联公司员工。电报只有寥寥几句：“战争部长38遗憾地通知您：卢克·梅纳德于1943年2月16日不幸阵亡。如有进一步详情，您将随后获得通知。”

我听不见送电报的西联员工说了些什么。尼尔森太太哭出了声。我摸着肚子——孩子。我们的孩子。

接下来几个月，我收到了更多消息。一架飞机在舰队的航空母舰上坠毁，“德国仔”和其他三人因此丧生。没人能救他，飞机砸在他身上散了架。“卢克当场阵亡，没有受苦，希望这一点能让你感到宽慰。”与“德国仔”同船的战友吉姆·达利写道。后来，我收到他的一盒私人物品：他的手表，我写给他的信，一些衣服，还有那个克拉达十字架。我打开盒子，轻抚每一件东西，然后合上盒子，放到一旁。只怕要过很久很久，我才会再戴上那条项链吧。

当初“德国仔”并不打算把太太怀孕的消息传遍基地。他说，他很迷信，可不想招来霉运。吉姆·达利的吊唁信是写给一位妻子，不是写给一位母亲的。

随后几个星期，天色还没有亮，我就已经早早起床工作，重新整理了店里的商品，定做了一个又大又新的店门招牌，雇了个学设计的学生装饰了橱窗。尽管大着肚子，我还是驾车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市，逛了逛各大百货公司，记下它们如何陈列橱窗，颜色款式上又有哪些潮流还没有传到我们那里。我还订了轮胎内胎、太阳镜和沙滩巾，以便迎接夏季。

莉莉和小艾带我去影院，去看戏，去吃晚餐。墨菲太太定期请我去喝茶。一天晚上，我从灼痛中惊醒，心知去医院的时候到了。按照跟养母说好的那样，我打了个电话给尼尔森太太，收拾好小包裹，她驾车把我送到了医院。分娩花了七个小时，最后那一阵痛得如此撕心裂肺，我寻思着自己的身子会不会被劈成两半。剧痛让我哭出了声，而我一直为“德国仔”藏在心中的眼泪也一起夺眶而出。我再也忍不住悲伤，忍不住痛失所爱、孤零零一个人的凄凉。